纵观现有的法律文件，人格平等处于显要位置，作为一种道义标志。
（三）自发合作障碍的系统性及其治理方案 至此，合作主义私法学与个人主义私法学得以再次区分开来。其中主要原因正是社会个体的自利心理。
一个概念产生于信奉目的论宇宙观（teleology）与价值客观主义的前现代世界，即那个先定的共同目的 （teleo）。概括起来讲，在没有外力强制或者其它诱因的情况下，规模越小的共同体越可能展开自发合作来实现共同利益。但是，在即时交易和熟人社会的信用交易活动中，社会成员能够自发地合作，因为，积极合作个体通过合作得到的利益（因合同相对人守约而得利益）超出了其因合作而支付的成本（因合同相对人违约而面临的损失）。对中国私法学来说，这一认识论转变具有多重意义。而个人主义在否定共同目的之存在性之后，当然就回避了共同目的之实现障碍和私法应对办法这两个重要问题。
契约实践从即时交易和熟人交易扩展到了陌生人之间的长期信用交易。然而，个人主义随即将社会成员粉饰成近乎彻底的陌生人，认为每个人的主观想法具有随意性，不为其他社会同伴所知晓。李伯杰先生解释说： 在三个世纪中，所谓德意志美德被历史一锤一锤打造出来。
最后，除了道德理想的涵义，中国的公最稳定的一个内涵就是官家、政府。在公德育成的社会改造中，社会对政府特别是文部大臣、内务大臣的期待，说明这一改造需要政府的积极参与，同时期待市民和经济界的参与，更表明这一社会改造是全民的事。另外，对公德具体内涵的讨论需要以各种事关不得为的具体且微观的议题为导向，由之所形成的道德共识就会同法律的义务性约束形成紧密关联，进而为运用法律对违反公德的私人进行强制营造宽广的社会道德空间。这样，在法律制度的设计上，首先必须设置严密的财产权制度，确保中国人的财产安全。
这样，有公德的中国人就会在法律的强力呵护和保障中成长。这样一来，社会一般成员就不会因为正义规范得不到普遍遵守而自己也不愿继续遵守正义规范。
[11] 公德孕育，当然不是一朝一夕之事。假如中国官员都以追求GDP的增长为目标，对于这种目标法律必须尊重和保障，但假如某位（些）官员以牺牲民权、环境等为代价，其不仅要承担相应的政治和法律责任，还要被终生剥夺所谓从政的资格。[⑤] 陈弱水：《公共意识与中国文化》，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28页。由此，法律严苛所针对的并不是行为目标本身，而是要严密监控实现目标的行为手段。
学者基于对法治的期盼和包括宪法在内的各种法律规范化实施的渴求，针对法律实效问题生产了大量的解释性文字，也提出了种类繁多的对策主张。对于后者而言，因为存在着关于不得为的广泛社会道德共识，这种共识不可能为不义之徒逃避责任和制裁而开任何机会主义的口子，所以，与其说一个人因畏惧法律而守法，不如说一个人在某种意义上因该社会存在着关于守法的道德共识而被迫选择了守法。 二、法律严苛：法律实效存续的基本前提和强力支撑 公生廉（明）、廉生威作为中国官场箴言，或许人人皆知。[⑦] 虽然在中国人的语言中不乏公的言说，但这种情况恰恰说明了中国人公的意识的单薄和内涵的狭窄：把公赋予道德理想意涵，尽管可使公具有一定的价值感召甚至强迫作用，但也极易使公成为特定政治人物或政治集团破坏性使用权力的通行证，从而会极大地压缩分享公、参与公的主体范围。
这就是关于法律严苛和公德孕育有机结合的哲理论证。再者，中国公的观念丛很少涉及社会生活，只有类型五的公（以共同、众人为基本涵义，指涉政治、宗族、社会生活等场域的集体事务与行动——引者加注），部分与社会活动有关。
我国人对文学之兴味如此，则于何处得其精神之慰藉乎？求之于宗教欤？则我国无固有之宗教。这就是法律严苛第二个层面的含义。
如果将公和廉置于法律之中，使法律成为界定其基本内涵的要素，就会使其成为一种可操作的公法规范，由而应会具有强大的规制力量。 注释: [①] 张千帆：《宪在：生活中的宪法踪迹》，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严苛的法律本身就蕴含了威的因子，同时这种威也来自于如下两个基本认知：其一，中国人的行为取向已经包含了人人皆恶或人人皆私的人性假定[⑥]。这就是法律严苛第一个层面的含义。其二，中国人的行为取向已经说明了在实际生活中人人皆有违法或以公遂私的行为倾向。就公德孕育而论，在其展开和建设的过程中，无论哪种主体都没有资格宣称自己占据了或垄断了公的制高点，而是需要全民平等地、有序化地进行对话和讨论，从而内生地而非强加地形成基本的社会道德共识。
也许是这个历史因素的影响，不少现代中国人还习惯地认为，公共事务完全是政府的责任。独至精神上之趣味，非千百年之培养，与一二天才之出，不及此。
相对于中国人的行为目标来说，立法者不要心存改变物质主义和结果主义导向目标的愿望或企图，而只能顺应它、承认它和保障它。进入专题： 法律严苛 公德孕育 法律实效 。
由此，如果对中国人的行为取向不加以准确的解说和深入的探讨，是否既会使法律制度的设计或改进失去根本的理据，也会使取经缺少明确的方向？在这一意义上或许可以认为，关于中国人行为取向的解释，既是中国法律制度设计或改进及实施的前提和准据，也是取法他国的方向和标准。所以，当公德中的不得为或有所守同严苛法律的相关规定相通或一致，法律实效的两根柱石就已经树立起来，法律实效的渐进增长就具备了坚实的基础条件。
以关系为载体的庇护和互惠机制。论证 如果政令不出中南海是政界对于国家大政方针实效性的描述，那么，纸面上的法律而非行动中的法律则是学界关于国家制定法实效性的判断。严苛的法律实施也需要在中国人对不得为形成普遍意识的社会氛围和场景中才能渐进展开。依据不得为之理，既能够对情做出判断，以明确其能否作为支持某种行为手段的根据，也能够对法的内涵做出符合社会公德要求的确定性解释，并以之作为最后定分止争的标准。
与社会恶习陋规的改造和公德建立相呼应的是明治时代小学修身课程的设置和公民教育。这实际上就是对义务的管理，就是对不得为的控制。
其次，传统中国的公，领域的涵义相当淡，只有类型一（指朝廷、政府或政府事务——引者加注）确指特定的场域：政府。在做这种论证时，最为困难的是如何面对和处理情理法三者交融和缠绕的格局。
和一个世纪以前一样，中国今天还有太多的东西需要向其他国家取经。相对于中国人的行为资源和行为策略来说，则需奉行任何人都不得从违法行为中获利的执法准则，从而对中国人实现目标的手段（即资源和策略）以严刑峻法之态进行管理。
（《静安文集·教育偶感四则》） 从王国维先生之论可以看出，中国人行为目标的核心在于重实利。在这个意义上说，对中国人实现目标的手段进行严苛的规制，或许找准了中国人行为取向的核心，也抓住了导致中国社会秩序紊乱的源头。经由这样的转换，法律的科学设计和严格执行就成为了法律实效存续的前提和轴心。[⑨] 林来梵：《文人法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56—157页。
由于公的领域意义淡薄，就会在公与私之间出现众多的界限不清的地带，而在这种灰色地带中，恰是掌握合法伤害权（吴思语）的官人或强者上下其手的绝好场域。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不论是法律严苛，还是公德孕育，都不宜单线突进，这样就需要两者彼此协调进而共同发挥对法律实效的护持作用。
静态地看，从情和法二者中的任何一个因素入手来进行论证都会有一定的道理，但这种单一和孤立化的论证都可能由于失之于偏颇而导致对秩序安定性的破坏： 由于情的内涵会具有多义甚至歧义，这样就会出现沟通和交涉的困难，而最终使得合意无法达成，法律实效就会因此而受到削弱甚至否定。这种非常实际、实用的行业道德准则居然成为一个阶层、阶级的文化内核，进而发展成为一个民族的文化内核，实在是历史所造就。
然而，对支撑法律实效的法律严苛和公德孕育的有机结合不仅要做哲理性论证，还要做具体的和应用性的生活论证。由于这种标准是以论证为手段把法和情融入理之中，就使得这种标准既具有了法的要素，也包含了社会公德的内涵，所以，法律的实效也就具备了可靠的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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